她是个马克思的赞美者和评论家,却从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她赞同者的社会实验,特别是在中国和北朝鲜的实验,但她却不是个者。”

尽管被称为“马克思化的凯恩斯主义者”,但琼.罗宾逊一直声称自己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不同于卡莱茨基,他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信仰者,——他从他所学的“唯一的经济学”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先于凯恩斯发现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危机的原理;也不同于保罗·斯威齐,他从正统经济学的一流经济学家——他曾经因为提出“拐折的需求曲线”而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厂商理论的重要奠基者——转化为正统经济学的怀疑者、批判者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维护者和发展者。琼.罗宾逊也曾经是正统经济学——马歇尔经济学的信奉者。在她学术生涯的早期,在她最早的学术著作《政治经济学是一门严肃的学问》(1932)和奠定她学术地位和历史影响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中,琼.罗宾逊还相信马歇尔的价值理论和静态均衡分析方法。此后,在凯恩斯组织的研究小组里——包括罗宾逊夫妇、卡恩、斯拉发、卡莱茨基、卡尔多等——琼.罗宾逊成为马歇尔经济学的怀疑者、批判者(“罗宾逊花了大量的精力试图根除这种方法和她所接受的假设”

)和坚定的凯恩斯主义者。琼.罗宾逊赞美和同情马克思主义,但成为其信仰的是凯恩斯而不是马克思。在一定意义上,琼.罗宾逊以挑战传统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她挑战传统经济学风车的长矛。尽管最终琼.罗宾逊也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贯穿于其20世纪40年代后40多年的学术活动和社会实践,并成为影响其学术命运的重要因素。

1936年,琼.罗宾逊在凯恩斯编辑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约翰.斯特雷奇的《资本主义危机的本质》文章。罗宾逊对马克思先入为主的抨击遭到了斯特雷奇的质疑,批评她在没有阅读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情况下,就对马克思作出了纯粹主观的判断。这一批评使罗宾逊产生了阅读马克思著作的想法。

琼.罗宾逊于1940年开始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我开始阅读《资本论》,……想看看里面有什么;结果我发现了许多东西,它的追随者和反对者都未曾料到我会发现它们。”[iii]1941年,罗宾逊发表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罗宾逊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传统经济学之间存在两个实质性的区别:第一,传统经济学坚持资本主义制度是“永恒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而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它是一个发展阶段;第二,传统经济学只看到社会各种利益的一致性,而马克思主义则主张经济生活取决于利益的矛盾。另外,罗宾逊还看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解释实际上是“长期就业理论”的一个重要创举;“关于有效需求的本质和意义的现代观念是马克思创立的”。[iv]

我们知道,在反对正统经济学的过程中,以琼.罗宾逊为旗手的新剑桥学派主张打破均衡观,实现从均衡概念向历史概念的转变。另外,新剑桥学派认为,经济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国民收入的分配,只要涉及到分配就必然要分析社会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等。因此,他们特别重视规范分析和阶级分析。例如,在收入分配中,他们把阶级划分为工人和资本家,考察两个阶级在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为新剑桥学派核心的上述思想,不同程度存在着罗宾逊从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吸收的营养。

尽管面对几乎整个资产阶级经济学世界冷漠的或狂热的反击,罗宾逊没有放弃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挑战正统经济学和研究分析现实社会经济问题的努力。在保罗.斯威齐主编的从马克思主义观点讨论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美国学术杂志《每月评论》上,罗宾逊发表了14篇文章。她仍然把马克思看成是一位杰出的古典经济学家,坚持马克思不应该被回避和否定。她认同马克思关于收入的不合理分配这个“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的中心矛盾”导致经济危机的理论,承认“剥削是资本主义借以毁灭自身这一过程的必需部分”。[v]她认为,“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图示”是长期发展理论的重要基础,哈罗德和多马的模型不过是重新发现。如果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早得到认真重视的话,“它一定为我们节约了大量的时间”。[vi]她甚至说,“我的骨髓里都有马克思的影响。”[vii]

也许是天生的对穷人命运的同情,也许是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从而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结果,也许是作为对她的“反美”情绪的一种替代,罗宾逊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社会改革、文化革命和经济实践给予了充分的关注。

1953年后,罗宾逊曾经6次访问中国。“罗宾逊喜欢晚上跑进中国的剧院,白天则访问合作社(1957年)或人民公社(1963年以后)、工厂、博物院或某所大学。……在许多大学,她经常就许多理论观点发表演讲。”[viii]在中国的调查和访问使罗宾逊精神振奋。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侈靡、精神颓废、理想丧失相比,她看到了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新世界,她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在振奋人们精神,推动经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她发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改进,“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在战胜他们称之为‘封建糟粕’的思想和观念”;她还观察到了“那些对我们来说司空见惯的东西在中国那里有了新的含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这里取得了良好的声誉,因为正是通过这一媒介才使这些新事物有了新的意义。”对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建设现代化的勇气和尝试,罗宾逊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她说,在这里,马克思列宁主义战胜了“古典经济学的诡辩。凭借这种诡辩,相对优势的教条被用来欺骗人民,以保持落后国家永久处于殖民状态。此外,马列主义还向中国揭示她能够变成一个伟大的工业化国家。”最后,她得出了结论:“中国似乎最终证明,并非资本主义之外的一个阶段,而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ix]

琼.罗宾逊“一直是中国人民的朋友,努力理解他们想要干什么。”结束,中国开始走上改革开放道路后,罗宾逊欣喜的指出:“中国领导人已着手进行一项迄今为止前所未有的事业,把积累和增长的宏伟计划与理想的自由化和公开讨论结合起来。”[x]在西方理论界和政界的一片怀疑中,罗宾逊凭借她对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信心显示了她的远见。

作为资产阶级正统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者,罗宾逊似乎相信了熊彼特的怀疑——资本主义能够生存下去吗?

琼.罗宾逊一生执着于学术研究,在长达50多年的学术活动中,著述等身的她不是一个简单的传承者和发展者,而是一个开拓者和创新者。她是一把利剑,刺穿了正统经济学厚实的幕布,向人们展现了一个不一样的经济学世界;她是一只牛虻,通过鞭策刺激着经济学前行。即使撇开罗宾逊1933年后所有的经济学著作,仅凭其1933年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罗宾逊也可以跻身20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的行列。罗宾逊的终身论敌萨缪尔森也承认,不完全竞争之于经济理论家就象氧气之于生物“一样存在着,……为具有持久价值的科学屏幕所吸引。”[xi]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还是错过了罗宾逊。1975年是联合国确认的“世界妇女年”,罗宾逊的名字已经进入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候选人短名单中,这是罗宾逊离诺贝尔奖最近的一次。但结果,获奖者是康托罗维奇和库普曼斯(30年后,还有多少人记得这两个家伙!)。1983年,罗宾逊去世,诺贝尔经济学奖永远错过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经济学家。

性别歧视。罗宾逊晚年的学生斯科尔说:“如果她是一个男人,她可能被授予诺贝尔奖了。”[xii]对罗宾逊本人来讲,性别是个不存在的问题。从进入作为男性领地的经济学领域那天起,罗宾逊就抛弃了自己的性别(尽管罗宾逊不愿意承认,她仍然是经济学历史上最美丽最优雅的女性。)。她的老师庇古说她是“尊敬的男士”。在同男性的思想论争中,思维缜密、词锋锐利的罗宾逊从来没有显示出任何女性的弱点。“她不把自己当成一名女性看待,她强烈地想让人把她看成一名无性别的人。她一次又一次地声明这一点。没有任何事比人们说‘她是一位最伟大的女经济学家’更让她感到愤怒。”[xiii]所以,如果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确实有性别歧视而且这种歧视居然得到经济学界的认同的话,这种奖对罗宾逊毫无价值。

理论观点。从罗宾逊提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来讲,她确实有充分的资格获奖。但是,罗宾逊此后的理论发展实际上可能成为她获奖的障碍。首先,《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中,罗宾逊还没有完成对马歇尔的清算,还保留着马歇尔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和基本方法。此后,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罗宾逊完成了对马歇尔的批判,在该书很多年后的再版中,罗宾逊否定了作为其不完全竞争经济学基础的马歇尔理论。也就是说,如果授奖给罗宾逊,奖励的只能是她已经否定了的理论创造。也就是这个原因,当得知罗宾逊已经进入诺贝尔奖候选人短名单后,罗宾逊的亲密朋友艾克纳“强烈地希望罗宾逊永远不去接受该奖。”[xiv]姑且不论即使获奖,罗宾逊是否会给诺贝尔奖委员会带来难堪,关键的是,罗宾逊40年代后的理论研究,使其远离了诺贝尔奖。归根到底,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主流经济学的奖项,其奖励的是那些为主流经济学发展作出贡献的理论创新。就罗宾逊的研究活动来看,不仅她的基本信念、研究方法、基本理论同主流经济学背道而驰,而且,从其研究动机来说,她不是主流经济学的建设者而是颠覆者。

政治倾向。经济学最终通过政治介入现实。罗宾逊的亲马克思主义倾向才是她走向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最大障碍。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上,也存在主流经济学的怀疑者获奖的例子。如缪尔达尔。但是,与其他批评者不同的是,罗宾逊所要摧毁的不是正统经济学的某个理论,而是整个正统经济学的大厦;她所要面对的不是某个经济学家,而是整个正统经济学阵营。虽然后面有卡尔多、斯拉发等人的助阵,我们还是看到了琼.罗宾逊独战风车的唐吉珂德般的孤独。关键还在于,她用于摧毁传统经济学的武器,居然有资产阶级经济学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随着《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表,罗宾逊败坏了自己在剑桥和马萨诸塞的形象。”[xv]这种打击甚至来自原来的凯恩斯阵营。“由于她这篇文章以及她一向对马克思经济学某些方面的兴趣,现在她遭到了猛烈的攻击,甚至受到那些曾经是她的朋友、喜欢她的著作的人的批判。”[xvi]她曾经的老师和同事肖夫甚至说,罗宾逊已经“丧失了她的道德观”。[xvii]她最器重并倾注大量心血培养的学生背叛了她,称她为“马克思化的凯恩斯主义者”;阿伦.鲍斯说她是“一只现代后凯恩斯主义理想的羊,披着信仰马克思主义理想的狼的外衣。”[xviii]此外,她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的关注和支持、她对冷战的批评、她的强烈的“反美”情绪也是她获得认同的重要障碍。

罗宾逊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擦肩而过已经半个多世纪。如果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值得追求的,遗憾的只是诺贝尔奖本身。况且,在罗宾逊看来,诺贝尔经济学奖不一定是值得追求。

一个来自资产阶级上层社会的优雅女性,一个在正统经济学熏陶中成长的天才经济学家,为什么会选择亲近马克思的艰难之路?

罗宾逊是在否定马歇尔的过程中找到马克思的。罗宾逊对正统经济学尤其是对马歇尔经济学的背叛,可能的原因之一是马歇尔经济学不能实现她的济世理想。尽管罗宾逊不在乎她的女性身份,尽管“她一生不会煮一个鸡蛋”[xix],但罗宾逊确实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当她还是个中学生时就对穷人发生了兴趣,还在伦敦的一个贫民福利工作团体做了很多工作。”[xx]1926年,琼.罗宾逊随丈夫到印度工作,落后国家穷苦人民的悲惨生活使她震惊,她将致力于用经济学来改善穷人的境遇。于是,当她认识到马歇尔不过是“食利者的战士”后,她需要一个理想的经济学,“我抱着某种模糊的希望,希望它会有助于我理解什么是贫穷以及如何去改变它。”[xxi]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穷人的经济学,他解释了无产阶级受剥削的根源并指出了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道路。正是为了探索改变穷人命运的道路,罗宾逊走近了马克思。这可以解释为什么罗宾逊对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充满欣喜,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充满希望;这也可以解释罗宾逊为什么在遗嘱中要求将她的著述销售收入用于资助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教育项目。

罗宾逊选择马克思还与1929—1933年大危机有关。在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和谐世界里,均衡是市场自发作用的必然结果,自由放任是唯一可以选择的政策主张。大危机的发生使罗宾逊对马歇尔经济学的解释能力产生了深刻的怀疑,而大危机期间的自由放任政策则无异于犯罪。在她看来,在大危机剥夺人的生命时,听任市场的自发作用实际上就是在谋杀。这是罗宾逊抛弃马歇尔经济学的直接原因。凯恩斯的理论为经济危机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解释,而凯恩斯的政策主张在抑制危机破坏性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从更深刻的制度背景方面理解经济危机,罗宾逊走近了马克思,她发现,在很多方面,应用马克思经济学可以对凯恩斯经济学作出更有效的解释。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保罗.斯威齐。早在大学时代,斯威齐就因为发现了“拐折的需求曲线”而成为经济学界的一颗新星。但是,大危机改变了这位大银行家后代的命运。大危机期间,斯威齐目睹了资本主义的缺陷:一方面是产品过剩,而另一方面是广大下层人民对于大量的过剩产品几乎没有任何消费能力;一方面是大量的食品被倾倒入垃圾场,而另一方面是寒冷的冬夜街头常有饿毙的流浪者。在主流经济学框架里无法得到解释的斯威齐只能求助于马克思,于是,一个主流经济学家彻底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

[i]玛乔里.谢泼德.特纳:《琼.罗宾逊与两个剑桥之争》,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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